这件事处理结束后，机关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很快提高。在陕西北路500号大院里，很快传出了姚庄行的许多故事。有的说，姚庄行1956年至1966年在卢湾区当教育卫生部长时，反“右”时其他各个处室“右派”分子很多，唯独她领导的教育卫生部一个“右派”分子也没有；有的说，姚庄行在市教育学院担任党委书记时，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对市教育学院错划为”右派“的25位同志全部予以改正，其中历史系的傅某、中文系的缪某某、物理系的俞某、中文系的张某某都是好多年的结案，姚庄行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多次到市公安局，到市委统战部找有关领导，为他们落实政策，并给予他们政治上、工作上的信任与重用。特别是中文系的张某某，当时处理时，把他的“教师籍”也开除了，姚庄行为了他的平反，花了半年时间走访方方面面的领导，使他终获平反，给张某某还补发了一万多元工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这是笔不小的数目。张某某是上海古典文学的专家，在上海一期、二期课改审查语文教材中，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在2006年10月市教研室组织的市教育局老领导秋游活动中，在游西湖的船上，我曾就这些事问过姚庄行，姚局长说确有其事。我又问姚庄行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我有一种心情，党对不起他们”。作为一位党的高级干部，这样尽心尽责，竭尽全力关心同志的政治生命，真的难能可贵。

姚庄行对老同志、新干部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和体贴。当时市教育局的一批非常有才华的处长，比如，陆善涛、左淑东、沈蔼苓、华晋玉、孙寿荣、翟耀章、李利等等，他们都仿佛焕发出第二次青春一样拼命地工作；孙运时、吴根发、江晨清这些年青干部都被推上了重要岗位，当时还办了青年干部班，尹后庆、杨国顺、王向群、林洵多和我都参加了这个班。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是，1984年春夏之间，姚庄行派我去市委调查组锻炼（当时分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卫生六个组，每个组大约六十人左右），这个调研组后来转变成上海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历时约一年半左右。正是在这个熔炉中的锻炼，对我人生成长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整个市教育局人气很旺，热气腾腾，精神状态很是振奋。

姚庄行除了关心干部的政治、思想，还关心干部的生活。有两件事，值得珍视。

一件事是为机关干部住房寻找房源。姚庄行带着几位干部，到宝山、青浦、普陀、闸北、静安一些区寻找房源，由于姚庄行在各个区教育局局长的心目中有崇高威信，许多区教育局都积极配合。当然，住房的分配是在袁采局长手中完成的，但房源的基础是在姚庄行主持时打下的。后来，姚庄行在回忆这件事时，曾欣慰地对我说：“做了这件事，我觉得对得起机关干部。”

还有一件事，姚庄行还抓过食堂。当时，市教育局机关的伙食很差。每天中午，等待开饭的队伍排得很长很长，打出来的饭菜质量实在难以恭维。就这样，每到中午时，排队等吃饭的队伍里，牢骚话、“幽默话”不断。怎么办？姚庄行从上海县请来了一位奚师傅，还利用当时的政策，每周六中午给机关干部每人配给一斤鸡蛋，可以买些熟食。奚师傅的到来，使机关食堂马上变了个样。周六让干部买一斤鸡蛋，事情虽小，但大家心里感到温暖。姚庄行还整治了陕西北路500号大院的绿化，铺上了草，栽起了树，搭起了小小曲径幽院，大院一片翠绿，机关干部对姚庄行的信任与敬爱与日俱增。

在业务上，姚庄行充分尊重与信任吕老、依赖吕老。当时姚庄行专门给王永贤、吕型伟、潘文铮配了一个大间作为顾问室。顾问室的条件比局长室的条件还好。那一时期，上海教育的最大问题是教师队伍问题。由于“文革”，大学停招五年；工农兵大学生数量少，文化基础参差不齐；1973年从上山下乡知青中培训半年充实教师队伍“救急”；加上当时教师待遇低，地位不高，报纸上提出“教师与环卫工人不得流动”，整个教师队伍人心焕散，情绪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