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回顾天亮前后的小学教育，不胜感慨。

1.我原是在十载寒窗中被驯化成的“书呆子”（这是我一辈子的绰号），又生长在“瓦匠世家”和动乱的社会环境中，非常笨拙。原无同学校沾边的奢望，只是由于无学可上（塾师逃亡），才糊糊涂涂地“撞”入只有两个复式班级的公益性的初级小学。想不到在那里有幸很快就被谢迪疆先生“发现”。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我从随便翻书到有选择地读书，主要读名家名作（一度和几位好友几乎成为“找书狂”、“抄书狂”），从不会写作到练习写作（一度和几位好友几乎“写疯了”）。先生起初鼓励我作文越长越好，当我每篇作文达到两三千字时，又要求作文越短越好。反复删节，尽量删去可有可无的字，并使我心灵深处的自卑，有所减弱（其实一辈子也没有消除）。不仅如此，他非常担心我由于家贫而中途辍学，故每次遇到“陈瓦匠”（复数）时，就托他们转告我父亲：“一定要让这个孩子读下去，有困难总可以解决。”学期结束后，他被调到新巷口小学，担任教导主任、六年级语文教师。便动员我报考新巷口小学六年级。我哪有这个勇气？便报考五年级（名列第二，实际上第一，因名列第一的考生作弊）。考试刚结束，谢先生即来找我，问我为什么没有参加考试？我说“我考的五年级”，他很失望。我在这所小学一直免费，可能与他的支持相关。小学毕业时，他主动写了一封推荐信，托初中刘子平先生对我多多照应。可见，尽管一般说来，教师不见得都会对学生的人生发生重要影响，而教师只要有心栽培，也可能对某个学生的前途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由于本城人有过1946年前后的经历，担心上学会“被共产党带走”，以及如果国民党卷土重来，会受到牵连。故在天亮以后的短短几个月中，迫使我和我的同学面临两次选择。一次是在小学复学，一次是小学毕业后要不要考初中。这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促使我的同学发生分化。少数同学作出正确的选择，从那时起，一直顺利地读到大学毕业；多数同学原先或许以为暂时失学、观望一阵子再说。哪知道时不再来，从此失学。这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最令人可惜的是，其中有几位同学非常好学，家庭条件都比我家富裕。我们原先互相切磋，形影不离。由于作出不同选择，只得分道扬镳。这还不只是各走各的路的问题，还产生情感上的裂痕。因为当时有的同学遇见我时，莫名其妙地淡淡一笑，似乎我这个“书呆子”被共产党俘虏了。有一个同学竟说：“人家设好了圈套，你居然往里头钻。”那神情颇令我反感。随着年事日高，我非常想念当年的伙伴。可是难得重逢。在家乡偶尔路遇，彼此又都尴尬。

其实，我之所以作出正确的选择，并非出于对新社会的了解。我的思想一向保守，正统观念又很强。记得刚刚解放，在街上偶遇前面提到的赵联唐同学。那天正好看到公告上宣布的战犯名单。我觉得其中有些名人名将被定为战犯，未免可惜。赵联唐说：“有什么可惜，我们有的是人才。”那时他已经在农村税务所参加了革命工作。我之所以复学，其实是恩师交代的任务，不容我作出另外的选择。不过，我的选择也有薄薄的思想基础。因为春节过后，新华书店开张。我几乎天天去看书。虽然存有戒心，提醒自己“不要被赤化”。只是书籍对于我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尤其是在书店里看到鲁迅的《门外文谈》（文集）和译作《表》（班台莱耶夫原作）、茅盾的《腐蚀》、郭沫若的《南京印象》，大出意料。才知共产党并非原来想象中那样的“土包子”。我把压岁钱全部用来买这些书。还买了赵树理的《福贵》、《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洛甫的《论青年修养》。我看这些似懂非懂的书，其实只是由于当时苦于无书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