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童年目击的社会，基本上还是明清小说中描述的那种状态，只是比传统社会更不稳定。我的家乡（县城）在1939年10月-1945年12月为日本鬼子所统治，1945年12月-1946年10月第一次解放。1946年10月-1948年国民政府重新统治，闹得民不聊生，直到1949年1月第二次解放。每次政权更迭，都激起强烈的社会动荡。高邮城解放初期，城里人对农村解放区生活本来就知之不多，加上谣言四起，一般老百姓无法把握自己命运，富裕人家顾虑更多，故只要稍有可能，便向江南逃亡。本县人口在1947年共有610704人，到1949年，剩下515407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为51358人）。逃亡者多为城镇、乡镇非农业人口。

1949年春节后，我的恩师谢乃江（原署迪疆）突然来到我家。告诉我人民政府已经委任他担任新巷口小学校长，正筹备开学。要我动员本班同学复学。我随即约几位好友，对原来的同学挨家挨户动员。当时人心浮动，人民解放军尚未打过长江，常有飞机轰炸，不时有国民党即将卷土重来的传言。故一般同学和他们的家长大都持观望态度。我们六年级原先有两个班级，约90名学生。经过动员，复学的同学只有20人左右。加上几名插班生，不到25人。原先的老师剩下的也不多。

尽管学校的班级、教师数、学生数大为缩减，天亮前后的小学，毕竟大不相同。

1.学生生活一日安排未变。晨会、夕会都换了新歌。“做新社会的小主人”，成为学校教育中的基调。《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呀好地方》、《我们是民主青年》、《团结就是力量》、《蒋匪帮呀一团糟》，成为流行歌曲。

2.基本课程还是普通教育课程，并未设置所谓“政治课”。国语、社会常识和自然常识，采用新课本。都是1944-1945年苏皖边区时期编写与采用的课本，反映解放区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农村解放区生活。原来的教师无法讲解。我们既感到新鲜，又嫌其土气。如《自然常识》第一课，是《猪圈》。所以，开学不久，县文教科科长邵舜琴来校召开学生座谈会时，我冒昧提出：“希望你们政府印一些水平高的课本。”他随即说：“小同志，你说得不对！不是你们政府，应当说我们的政府。”他的提醒，使我受到很大的触动（他后来调到江苏省教育厅工作，我在1958年和1977年两度见到他，还提起此事）。

其实，解放区的课本很有特色。例如，当时发给我们的国语代用课本，是由徐特立、凯丰和范文澜合编的《文化课本》。其中的选文，多为名家名作。各篇课文都附有文学与语法知识，循序安排。是尝试解决语文教学中长期悬而未决的文学与汉语关系问题的一个难得的先例。这个由毛泽东作序的课本，长期失传。关于这个课本的出现，以往有过两次报道。不过，据我考察，所发现的都是1945年的增订本。我至今保存的是根据1942年原版翻印的本子，属国内孤本。

由于当时的教师对解放区的话语系统感到陌生，所以在一学期中，先后换了两位国语教师，都教不下去。最后由谢乃江先生改教时文。如郭沫若抵达解放区时在机场的谈话，刘白羽的《沸腾了的北平——记人民解放军入城式》、梁希的《上海解放后的感想》。

3.学生的民主管理：教育主管当局或有建立儿童团的指令，学校未敢公开宣布（在某日《学校日志》上，有“陈贵生为儿童团长”的记载）。当时教师比较谨慎，学生相当活跃，学校仍井然有序。因为每天的夕会，基本上是学生生活检讨会。《夕会歌》是：“我们要评功，我们要检过。做完今天的工作，检查今天的生活。对优点发扬，对缺点批判。这样，才进步。”同学之间批评与自我批评非常认真。

我当时还别出心裁发起住校，得到不少同学响应。校长把校长室让出来作男生宿舍，校长室对面的过道，改为女生宿舍。虽然只是凑热闹，但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学期结束时，同学们对于是否报考初中，又一次面临困难的选择。本班许多同学重新动摇，从此失学。而住校的男女同学，除两人外，都集体报考初中，在初中学习期间，除两人在初中中途退学外，其他同学多数一路读到大学毕业。

4.除平时正常学习外，依然没有什么课外活动。一旦有“政治任务”，同学们都踊跃参加。谈不上什么政治觉悟，无非是觉得新鲜，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例如，我们曾经连续10天，到大运河河堤上，欢迎并慰问大军过长江。为此，排演打腰鼓、荡湖船、扭秧歌之类节目，还有流行一时的活报剧。其中有个活报剧“蒋某人在刑场”，需要一个同学扮演“蒋秃头”。王修则老师觉得为难。在我动员下，我的好友李士昌，一个英俊少年，剃光小分头，扮演了这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