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学校的大致情况为：

1.它是一所完全小学。属镇立中心国民学校。在1947-1948学年度，共有11个小学班级，一个幼稚班。每个班级有学生45人。经费来源除学费以外，按规定由镇长委派各保保长，向本镇居民征集。不过，我一直免交学费（我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从未交过学费）。我进这所学校以后，第一件事情，便是和高年级同学一道，沿街乞求赞助。

2.每日学生生活安排：早晨7:15到校。全校性升旗仪式、早操，校长讲话，分班级晨会。8:00上课，上午4节课，下午1:00到校，2节课。分班级夕会，扫地（周末一次大扫除），全校性夕会，校长讲话，学生镇长讲话，约4:30放学。

3.实施单纯普通教育课程。高年级课程包括：国语（读书5节，写字2节，说话0节，作文2节）、算术（6节，另有珠算1节），历史（3节），地理（3节），公民（有教科书，0节），自然（2节），体育、音乐、图画各2节。每天上课6节。每节课45分种。第6节课中一周有2-3节自习，星期六第6节为周会。学校没有实验和课外活动，没有图书室，也没有报纸。

4.上课以教师讲授为主。由于讲授不带框框，各个教师讲课有差别，并不存在很差的情况。其中有些教师的课很有特色。如谢迪疆先生（我的恩师）的国语课，属于阅读与作文沟通的尝试。每讲一篇课文，注重的不是课文的内容，而是课文的写法，并要求模仿课文写法做作文。为此，还常常以鲁迅、朱自清等作家的名篇，替换课文。我和几位同学在他的引导下，养成了对文学的爱好。李质君先生上算术课与地理课时，每次上课都留下约10分钟，让学生提问，由他解答。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不限于算术和地理。同学们提出的大都是同自然现象相关的问题。他每次上音乐课，也都留下几分钟，任凭同学点歌，由他边弹风琴边唱，从未拒绝。孙德明先生上历史课，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尤其是讲近代史时，常常使我们热血沸腾。当时的教师除了体育教师“金麻子”令人讨厌以外，其他教师都受到同学们的尊重。

5.课业负担：除体育、音乐、图画课以外，每节课都布置作业，每周作文1篇（一度改为隔周作文、隔周周记，周记不一定都批改）。当时的作业，都不玩新花样，大抵机械地抄袭课本，在自习课上即可完成。有月考与期终考试。只要牢固掌握基础知识，即可过关，故课业负担不重。

6.学生自治：仿保甲制。无学生会名目。设镇长和股长（我一直担任学艺股长）。各股股长各施其职，从未在一起开过会。学生镇长叫郑朝熙，每天要在夕会上讲话。有一次我问本班来自农村的同学赵联唐：“他哪有那么多话可说？”他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他在家乡几百人的大会上，照样讲得头头是道。”（后来我在烈士纪念塔背面的烈士名单中，看到郑朝熙这个名字。不知是否与他同名）。各班保长主持本班晨会和夕会，各甲甲长管收作业本和值日卫生。

7.师生关系：允许教师体罚学生。通常采取罚站和打手心两种方式，以顽皮学生为主要对象，不按时交作业也在体罚之列。不过只有个别教师常用体罚。师生关系淡漠，但不对立。学校秩序井然。我们的级任教师平时并没有多少事可做，同学生的关系比较融洽。

8.学校中很少开会，没有标语、口号，不做广告，一切按常规运作。校长、教师、学生基本上不谈政治。教育学生的基调是：努力学习，遵守纪律，将来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效力。我们的校歌是：“珠湖秀气映灵蛇，旭日初升散绮霞。巍巍新舍东山下，读书之乐乐无涯。五育与时同进化，春风和煦拂灵芽。待他年，逞才华，服务社会国家。”

我在初级小学时，学校在每周星期一早晨还循例举行所谓“总理纪念周”。到新巷口小学以后，根据民国政府教育部于1947年的一项训令，把“纪念周”改为周会或月会。理由是孙中山是国民党的总理，只在国民党内部举行这种“纪念周”。

1949年以前，我们读小学时，有一次沾了政治一点边。这就是在1948年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前夕，当局拟以“勘乱建国”为主题，举行全城小学生演讲比赛。学校当局授意高年级出同一主题的墙报。其中有一个小插曲。我和来自农村的插班生赵联唐在墙报前闲聊。他冷冷地说了一句：“什么勘乱建国？还不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我问他：“你不是也写了文章么？”他说：“你再看看，我写了什么？”接着又出了一个谜语要我猜。谜面带有对“老蒋”侮辱的性质。同农村来的同学相比，我和一般同学都没有“政治头脑”。

1948年秋天，我们学校突然来了三位年轻教师，孙普、陈一熊和王然。随着他们的到来，《山那边呀（指解放区）好地方》、《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之类带有政治色彩的歌曲，迅速流行起来。不过，我们只是顺口唱，并不领会其中的深意。

以往，都道1949年以前的“旧教育”，在性质上属于“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教育”。我接受这种教育两年之久，至今还弄不明白，其中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成分，到底是如何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