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前后的小学

◎ 陈桂生

60年前，“天亮了”是向往自由、祈求解放的中国人熬过漫漫长夜、迎来曙光时情不自禁的欢声。

我的家乡在江苏中部大运河边，我家住在高邮城。我家乡的大片农村，早在1942年就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高邮城于1945年12月和1949年1月两度解放。我在1949年天亮以前的小学，从初小四年级下学期读到高小六年级上学期；60年前，有幸在天亮以后的小学分享翻身的喜悦。开始以“小主人”的姿态参加学习，直到小学毕业。由于当时人民共和国尚未诞生，所以我似乎既算不上是中华民国的末代小学毕业生，也称不上人民共和国首届小学毕业生。

如今，60年过去了，新旧小学两重天，记忆犹新。现在重提这段往事，倒不只是由于这段经历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我所关注的是，如何排除偏见，以平常心看待人民共和国基础教育历史的起点。且从天亮以前的小学谈起。

一

我的家乡，一向以“鱼米之乡”、“耕读之乡”自诩。据县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全县就有县立高等小学7所，区立国民小学72所。不过，经过34年，到我开始进小学的时候，在1946年10月，全县只有乡镇中心国民小学11所，保国民小学（即初级小学）59所。学龄儿童入学率为5.08%。不过这个“入学率”要大打折扣。因为当时“义务教育”年限一年、二年、四年不等。故只要进过学校，就计入“入学率”。然而我的家乡毕竟以耕读为本。在历史上手工业户、商业户多为外来移民（我家也是）。孩子不进小学，并不等于失学。因为当时城乡遍布私塾。只是一般平民子弟读两三年私塾，粗识一些字，会打算盘，勉强会记账写信，也就完事。我家虽是平民，像我这样，在私塾漫无目的地虚度十载寒窗，在当时平民子弟中并不多见。

我出身于瓦匠世家。周边就是一个同宗的“瓦匠小世界”。祖祖辈辈、远亲近邻几乎都是文盲。汪曾祺屡次提到的县立第五小学，距离我家只有百米之遥。他一再提到的斋夫詹大胖子，就住在我家。不过，我从小就没有听到有人提到过这个“洋学堂”。因为它同一般平民的距离，犹如咫尺天涯。直到这所建于1908年已有三十余年历史的小学，经过附近驻军糟蹋过一阵之后，周边居民才注意到它。几天之内就把它拆得精光，剩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几天我夜夜都听到“乒乒乓乓”的响声。

1949年以前，在我们这个城镇，只有一所县立小学，三所镇立完全小学。我家所在的禹王镇，当时尚未建立完全小学。我是在战乱频仍、动荡不安的社会状态下，无学可上，才糊糊涂涂地“撞”进学校，先入清代学者夏子鐊后裔在夏府“数帆楼”开办的公益性的“崇德义务小学”，时年13足岁。后考入东山镇中心国民学校（俗称新巷口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