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20世纪30年代初，丁文江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里说：

秉农山新从北平回去，甚是牢骚。南京科学社的生物研究所每年仅仅有文化基金会的一万五千元之补助费，生活异常之苦。农山同时担任北平的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所务，两头跑走。他向科学社请款，杏佛不以为然（说他是T党），毫无结果。秉把他收入的半数也贴在里边。往来北平、南京多坐二等车。南京的同事大概不能如他这样刻苦，如没有他方补助，或是文化基金会的款不能增加，恐怕南京的机关不能维持，农山也必然辞职的了。

秉志当年在中国科学社设在南京的生物研究所任职是不支薪的，他只支一份“中基会”的讲座教授的薪水，但人员不够，他就从自己的薪水中拿钱添人做事。那一代科学家抱着“科学救国”的宏愿，是不计名位和待遇的。

翁文灏说：

如果中国有科学家，立身行己，处事接物，表现出真科学精神，足以引起社会的景仰与效法，他的影响是很大而很好的。中国科学兴起甚晚，这样的人物当然还不容易产生，但是我们也不是没有很可佩的人。例如秉志先生，不但是生物学著作等身，而且二十年来忠于事业，从不外骛。学校散了，没有薪水，他一样的努力工作；经费多了，他也是这样的努力工作。标本所得，他便尽力研究，研究有所获，他从速发表。他的工作只求一点一滴的进益，并不追求铺张扬厉的虚声。这都是真正科学家的态度。他对于后起的学者，不但尽心指导，而且尽力地拿好的材料给他做，甚至分自己的薪水帮助他。因为有他这样的人格，所以养成中国许多动物学家，莫不仰为宗匠。

胡先骕既是一位纯粹的科学家，又是一位事业家。他与秉志将静生生物调查所建立发展起来以后，又着手创建庐山植物园。秦仁昌是“静生所”的研究骨干，胡先骕仍然把他派往庐山主持创建植物园。唐燿在1931年年初进“静生所”之前只是一位中学教师，是“静生所”自家培养出来的木材学专家，在耶鲁获得博士学位归来，是国内稀缺的专攻木材学的美国名牌大学博士，胡先骕也把他派往四川中央工业研究所主持创办木材试验馆。只要是对国家的植物科学有利的事业，他都舍得把最优秀杰出的人才放出去开拓发展那一项事业，其襟怀之开阔，是其毕生与俱的一大特点。

在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的年代，他又筹设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设庐山森林植物园丽江工作站；他就任中正大学校长期间，又组设“静生所”办事处于校内，为“静生所”储备了人才，解决了“静生所”职员在战时的职业和生活问题，同时充实了中正大学生物系的师资力量，可谓用心良苦，处置得当。尤其为了科学事业，他两次冒险潜行南下，远赴昆明、重庆办事，然后又秘密返回日军占领下的北平“静生所”继续主事，这是冒身家性命危险的大义之举。

我们从下面一则材料，可以看到胡先骕是怎样对待一个刚进所的大学四年级的肄业生的：

我到了泰和，胡先骕一方面叫我去找陈封怀、张肇骞，向他们请教；一方面每两星期一次，每次一个晚上两小时左右，根据Hutchinson Families of Flowering Plants及Dallimoreof Jachson:Handbook of Conifers为蓝本，教我植物分类学系统的初步知识，例如每科分类的重要根据，如性状、分布、重要文献等，同时我旁听许多门功课，如严楚江的植物形态学，胡先骕的高等种子植物分类学等。经常受陈封怀先生的教导，他常带我在附近跑跑以资认识植物；我又经常向张肇骞先生请教，听取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和经验。我在中正大学生物系的标本室和“静生”自己的小标本室中，进行系统的学习，看标本抄文献，抄Key等，胡、张、陈三先生给我的教益，使我这一年多的中间，获得了植物分类学的初步知识。[2]

胡先骕此时已是近五十的人了，繁重的行政、教学、科研任务千头万绪，生活艰苦，他竟然在分不出时间的情势下，每两周辅导傅书遐一个晚上。以这样的精神和作风当所长，这个研究所的职员还会有一个不敬业的吗？

三年前，我在一所名牌大学的文印社里委托打印一部论文稿子，见一位五十岁上下的教授领一名文弱的女研究生进来。他的一部80万字的“著作”交付打印。他向打字员介绍：“这是我的研究生，文稿由她负责校对。”我心里立即为那位研究生叫苦不迭。接着，这位教授就给这家文印社的女老板打电话，满口都是为他这部书稿快速打成而廉价计酬的公关语言，足足费了半个小时，毫无学人的清雅，而充满混世的俗气。这种把研究生当苦工使用的风气，在高校早已不是个别的现象了。

而胡先骕是怎样对待学生的呢？他为所内每个青年人出题，敦促他们写成专书。书成之后，审定、写序、出版，一一安排周全。“静生所”自家就有印刷厂。所有的研究成果，包括论文，都载入《静生汇报》，专著由所内印刷出版。

在周汉藩的《河北习见树木图说》的扉页内，夹有一张特印的横条，有这样的话：

本书内所有学名，均由胡先骕博士手定。而其内容复经胡博士详加审订，改正多处，与寻常校阅者迥异，特此致谢！

像秉志、胡先骕这样当所长，试问：学术腐败何由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