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极“左”年代，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利用、改造”。这“利用”二字，简直就毫不掩饰地透露着赤裸裸的势利。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便遭到否定。“静生所”的职员，在所长以下有几个简单的等级：技师、研究员、助理等。所长对这些职员绝不是图其利（研究技能）用之而已。他们是为研究生物科学，查清中国广袤土地的动、植物资源而聚集到这个小小的民间调查所里来的同事。青年人不一定斤斤计较于眼前的待遇或利益，大都更重视其未来的发展和前途。秉志和胡先骕对“静生所”的青年研究人员，恰恰有这种天然的关怀。如唐进、汪发缵，1928年进所，任植物采集。他们合作研究单子叶植物，1932年发现兰科植物10种、菝葜科植物13种，为前人所未见。1934年共同发表论文。1935年，秉志、胡先骕向“中基会”为他们申请乙种补助金，于是两人于1935年10月至1938年10月在欧洲留学三年，其中两年多在英国皇家植物园做兰科和百合科的分类研究，小部分时间做其他单子叶植物分类；其他时间在法、德、奥、瑞士、意大利各标本室，比较植物标本。三年期满，仍回“静生所”工作。

再如唐燿，1931年初进所，1932年开始在《静生所汇报》和《科学》上发表《中国木材之研究》、《穗果木科木材解剖之研究》、《华北阔叶树材之鉴定》、《华南阔叶树材之鉴定》、《中国裸子植物个属木材之研究》、《中国木材重量之初步研究》、《木材识别法》等一系列论文。1934年，唐燿将几年研究成果汇编成册，由“中基会”资助，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年，唐燿还被选为世界木材解剖学会(IAWA)会员。1935年春，秉志、胡先骕便向美国洛氏基金会推荐，申请奖学金，获准。于是，当年夏季，唐燿即赴美国入耶鲁大学深造，几年后获博士学位，于抗战初期归国服务。

如陈封怀，1931年入所，1934年胡先骕为他请得“中基会”的留学资助，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专习植物园造园及高山花卉报春花的分类。他在当时世界著名的植物学家、爱丁堡植物园园长史密斯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因为胡先骕已经在筹办庐山森林植物园，他要以英国皇家植物园为楷模，所以派陈封怀去学习造园艺术。这些被选派留学的人才的深造方向，就是秉志、胡先骕胸中的事业发展蓝图的一个方面。生物学本来就是近代西方发展成熟的一门科学，他们自己又是其受惠者，当然懂得此一途径对年轻科学人才的激励、造就和事业心的树立至为重要。它投资小，见效快，而意义深远。陈封怀1936年学成归来，就被派到庐山植物园，由研究员升为技师（教授）。他后来一直是中国植物园造园设计方面的著名专家。

“静生所”的休假与进修制度是激励研究人员上进与敬业的一种机制，它是一种制度，而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是经费充裕、人手多就实行，经费困难、编制紧缩就冻结或取消。比如，即使在艰苦年代，仍然让俞德俊赴爱丁堡植物园休假进修。而这种机会都是由所长胡先骕预先想到并向“中基会”争取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