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政治，在我看来，其基础是生活，其最终目的也还是生活。那么生活究竟是什么呢？

在一个异化的世界里，生活也发生了质的变异。人人都看得见的生活不是生活；真正的生活流动在机密文件里，流动在公文包的深处，“它会久久地悄悄跟踪某人，而且仅仅在倏忽间显现本相，露出血盆大口，向牺牲品喷吐火焰——随后便又躲起来，不知去向了”。人们在这种“真正的生活”里几近窒息，日益远离生活本身。

而生活本该是这样的：它包括自由自在的散步和独处，包括尽情地欣赏杏花那“柔嫩得难以想象的粉红色”，包括深入感受一串烤羊肉难以形容的魅力……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必须争取的权利。

不必等候口令就可以在大地上迈步的权利；独自呆会儿的权利；眺望星星、凝视灯光照不到的空间的权利；夜间熄灯在黑暗中睡觉的权利；望邮筒里投寄信件的权利；星期日休息的权利；在江河里游泳的权利。……

正常的生活，变成了你必须努力争取才能得来的权利；而且努力争取也未必能够得来——这取决于某一个人是否愿意将它们恩赐于你，取决于你的听话程度。

在这个充满了死亡阴影的癌症病房里，曾经发生过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建筑工人叶夫列姆偶然得到了一本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选。这个认为花钱买书或去图书馆借书简直可笑、几十年来几乎没读过什么书的男人，却一下子被这本书吸引住了。他读着，思考着，死亡的威胁，使他变成了一个耽于沉思的人。尤其吸引他的是这样一个标题——“人们靠什么活着”？这恰恰是几个星期来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问题；他也向自己的病友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回答是各种各样的：靠给养，靠伙食和被服；靠工资；靠空气、水和食物；靠熟练的技术；靠自己的家乡——要生活在出生的地方；靠思想信仰和社会利益（而回答者鲁萨诺夫恰恰是个彻头彻尾、厚颜无耻的利己主义者）……

托尔斯泰本人的回答则很简单——“爱”，凭借爱的力量。这个回答马上遭到了官员鲁萨诺夫的质疑和批判。他首先指出只写乐观主义和爱国主义东西、三次获得斯大林奖金的托尔斯泰是决不可能这样回答的；当有人指出作者是另一个托尔斯泰时，他马上表示出轻蔑与鄙视：“啊，原来是另一个……是俄国革命的那面‘镜子’和‘糯米丸子’（此系列宁评论列夫•托尔斯泰用语。译者原注）吗？……你们那个托尔斯泰太软弱了！”鲁萨诺夫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理论，其实都不过是一层遮掩。这个靠出卖别人往上爬的官僚，缺少的正是他自己所强调的“思想信仰和社会利益”；而博大无私的爱，则从来与他无关。在不久之后的一次谈话中，叶夫列姆又向另一位病友、青年地质学家瓦季姆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位一心只想着工作的青年学者的回答是“创造性的劳动”；他也认为托尔斯泰的回答已不适合他们的时代。这个回答使鲁萨诺夫大为赞许，他询问瓦季姆是不是共产党员，并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本书的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又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当初就是他把这本书塞给了百无聊赖的叶夫列姆。小说并未对此作出直接的回答。不过我们从他的生命观中可以看出，这个历尽苦难、身患癌症的流放犯，并不将“活着”本身视为最高目的。在给流放地的朋友卡德明夫妇的长信中，他这样写道：

劳改营帮助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出卖、陷害孤立无援的好人——这样的代价太高，我们的生命不值那么多。

为了保全生命，要把赋予生命本身的色彩、香味、激动统统付出——这样的代价又如何呢？换来的只是包括消化、呼吸、肌肉与脑细胞活动的生命，仅此而已。成为一具活动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