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的尊严”而写作——读《癌症楼》

◎ 周春梅

一

1962年，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前苏联发表，《真理报》将索尔仁尼琴与列夫•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认为他对“即使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的描写也会使人的心灵痛苦得紧缩起来，使人的精神得以升华。也有论者指出，就其深沉、阴郁、悲怆的创作基调和力度来说，索尔仁尼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为接近。

1970年，瑞典皇家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索尔仁尼琴。在受奖者缺席的情况下，学院宣读了授奖词，认为索尔仁尼琴继承了俄罗斯的伟大传统，表达了自己“对俄罗斯苦难的沉思和对俄罗斯母亲的挚爱”，并以其对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一切企图的批判，体现出“人道主义的精髓”。

四年后，已被前苏联当局驱逐出境的索尔仁尼琴终于站在了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大厅里。他这样谈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皇家学院由于自己的这项决定而听到了许多非议，仿佛这奖赏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不过，根本不知道其他目的的那些嘶哑的喉咙，也只能喊出这种调调来”，“艺术家的工作是不能纳入贫乏的政治范畴的”。直至今天，我们还能听到类似这样的批评：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引起如此广泛的注意，首先是由于政治性而非文学性和艺术性；政治性是其最大特点，也是其明显不足。

不过也有作家对政治写作有截然不同的评价。以《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为我们所熟悉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这样写道：“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我所写的那些缺乏政治目的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不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就是空洞的句子、堆砌的辞藻和通篇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