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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的儿子经过努力,终于被老师批准在班上第一批加入少先队。他兴奋极了,因为老师说了,加入少先队是好孩子的标志,全班同学分两批入队,表现好的同学第一批入队。
入队那天,同事的儿子系着红领巾兴冲冲地放学回到家,吃罢晚饭,便开始了一系列提问。
首先问爸爸:“爸爸,什么叫共产主义呀?”
同事反问道:“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个词的?”
儿子说:“是老师告诉我们的。”
同事再问:“老师是怎么告诉你们的?”
儿子答道:“老师今天下午发红领巾时对我们说:‘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光荣的少先队员了,就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了,这鲜艳的红领巾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红领巾’。”
同事又问:“老师没有告诉你们什么叫共产主义吗?”
儿子说:“没有。老师就说了这几句话,然后就叫我们打扫卫生了。”
于是,同事说:“好吧,爸爸来告诉你。共产主义嘛,是一种社会,是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所有人都平等的社会。”
儿子问:“可什么叫社会呀?”
同事继续解释道:“社会嘛,许许多多的人结合在一起就叫社会。”
儿子又问:“那什么叫剥削呀?”
同事伸出大拇指夸奖道:“问得好!剥削嘛,就是自己不劳动,靠别人来养活!”
儿子接着问:“我也不劳动呀,靠爸爸妈妈来养活,我是剥削你们吗?”
同事噗嗤一声笑了:“这不叫剥削。你是爸爸妈妈的小宝贝,爸爸妈妈爱你!”
儿子接着又问:“那张阿姨(同事家的钟点工)每天为我们家烧饭、洗衣服,还打扫卫生,我们家是不是在剥削她呀?”
同事笑得更厉害了:“傻孩子!我们是要付钱给张阿姨的,怎么会是剥削她呢?我们和张阿姨是平等的。”
儿子说:“那我们明天也到张阿姨家帮她烧饭、洗衣服、打扫卫生吧。”
同事有点哭笑不得了:“那怎么行呢?爸爸妈妈是教师,是要给学生上课的;你是学生,你的任务就是学习,做个好孩子;张阿姨是钟点工,烧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是她的工作。”
儿子还是不明白:“那我们可不可以和张阿姨换一下呀?让张阿姨去上课,我们去烧饭、洗衣、打扫卫生。”
同事变得一脸的严肃:“那不好换的。”
儿子问:“为什么呢?”
同事开始有点不耐烦了:“没有什么为什么!你和你们老师能换过来吗?老师做你的学生,你做她的老师?”
儿子小嘴一撇:“我想换!我想换!我想当老师!”
同事有点不解了:“为什么?”
儿子说:“这样我就可以训老师了呀。老师训我,我也训她,这算不算平等呀?”
同事终于不高兴了:“好啦,别胡搅蛮缠啦!”
儿子却问兴正浓:“爸爸,共产主义哪一天来呀?”
同事决定撤退了:“不知道!早着呢!”
儿子说:“可我想它快点来。我想平等,我想当老师。行吗?”
同事只好一推了之:“行不行,去问你们老师吧。”
同事只顾进自己的书房备课去了,可同事儿子的提问还未终止。据同事讲,他这儿子平时总是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问不成爸爸了,儿子便去问妈妈。
儿子问:“妈妈,什么叫接班人呀?”
同事妻答道:“接班人呐,就是接着往下干的人。比方说,你们学校现在的校长将来老了,不当校长了,换了个新校长,那个新校长就是现在的校长的接班人。”
儿子又问:“那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呢?”
同事妻说:“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呐,就是接着干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呗。”
儿子又问:“那你和爸爸也当过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吗?”
同事妻稍稍迟疑了一下,说:“当过呀。”
儿子再问:“现在还当吗?”
这回轮到同事妻噗嗤一声笑了:“傻孩子!不当了,我和你爸爸已经是大人了。”
儿子接着又问:“爷爷奶奶也当过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吗?”
同事妻笑得更厉害了:“可能也当过吧。要不,下次见到爷爷奶奶时你问问他们。”
儿子继续问道:“那爷爷奶奶的爸爸妈妈呢?他们也当过吗?”
同事妻笑得有点直不起腰来了:“没有。那时还没有少先队,没有红领巾。”
儿子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对了,妈妈,老师还说红领巾是用革命先烈们的鲜血染成的。什么叫革命先烈呀?”
同事妻疼爱地看了儿子一眼,说:“宝贝,问这么多干吗呢?革命先烈呐,就是那些为了光荣的事情而牺牲了的人。”
儿子问:“那什么叫牺牲呀?”
同事妻答道:“牺牲就是死的意思,为了光荣的事情而死去叫牺牲。”
儿子又问:“红领巾真的是用他们的鲜血染成的吗?那要多少鲜血呀?他们的鲜血也是到医院里用针筒抽出来的吗?”
同事妻有点招架不住了:“什么呀!这是比喻,不是真的。”
儿子终于停止追问了,说:“我知道了,红领巾不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它就是一块红布做的。”
同事赶紧阻止道:“瞎说些什么呀!到了学校可不许这么说!”
儿子很委屈地一撇小嘴:“我没有瞎说呀!是你刚才说不是真的嘛!”
同事妻终于不耐烦了:“去!去!去!时间不早了,赶快做作业吧。”
也许,未必每个小学一年级儿童加入少先队时都会像我这位同事的儿子这样向家长(或老师)提出上述种种问题,但不提问题不等于没有问题。上面的亲子对话十分清楚地表明,对于今天的小学一年级儿童来说,“共产主义”、“接班人”、“革命先烈的鲜血”等等,都是些如坠云里雾里的“大词”。这些大词过于“崇高”,与儿童的“当下生活”相去甚远,儿童无法进行关联;过于“庄严”,与儿童的“游乐心灵”相去甚远,儿童很难产生兴趣;过于“深奥”,与儿童的“知识基础”相去甚远,儿童实在无法理解。
而且,我们的教育目的也没有要求学生必须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写得明明白白:我们的教育旨在“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知道,这“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与“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之间可是有“相当”距离的!更何况,我们眼下还只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事实上,即便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个词,对于小学一年级儿童来讲又何尝不是如坠云里雾里的“大词”?他们也还是受用不了的,更不必说要他们作为积极语汇来使用了。哪怕是小学五六年级儿童,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为避免武断起见,笔者特地询问了一些小学五六年级儿童“什么叫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结果不是答非所问,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干脆回答“不知道”。你想想,当他们的嘴里冒出“我们是(或‘要做’)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之类的话语来时,我们能够断定这是“言为心声”吗?
可是,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教育者们确实是经常对儿童使用一些对他们来说如坠云里雾里的“大词”的,而且还要求儿童们自己也使用这些“大词”。比如,当小学一年级儿童加入少先队时,就让他们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而这个队歌开头一句和结尾一句的歌词都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云里雾里的“大词”使用多了,慢慢地也就心口两异了,渐渐地也就言不由衷了,“大词”本来用以表达的“庄严”事项到头来也就很容易被当作儿戏了。
当然,现在的小学里倒并不是经常使用“共产主义接班人”、“革命先烈们的鲜血”这两个名称了。就笔者所知,这两个名称在许多学校中每年也就出现一两次而已,主要是在庆祝“六一”儿童节等极少数的场合。但学校中使用的“大词”岂止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和“革命先烈的鲜血”这两个?在教育者的(强制性)要求或希望下,儿童们自己的嘴里冒出来的“大词”又何止是这两个?
如此看来,不要对儿童们使用那些对他们而言显得太高、太疏、太深的“大词”,更不要强迫或诱导他们自己也言不由衷地使用这些“大词”,是否也应成为避免教育失败的一则警示呢?若非如此,儿童们怕还是要不断作出诸如“红领巾就是一块红布做的”之类的结论。 |